124.第124章
第124章
马里斯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远东地区集结物资，通过马六甲、苏伊士运河等海上要塞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岸，给日落帝国的大老爷们送去吃吃喝喝，否则他们就要活不起了。
这玩意说好听了叫海洋贸易，说不好听的就是倒买倒卖。
按理说这生意很多人都在做，马里斯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才是。
这就要说到马里斯的家族背景了，他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垄断贸易，那还不是大白天捡钱一样轻松？
当然，朱传仁也是从马里斯口中知道了英国现在有多惨。
第一次世界大站使不列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仅商船，就因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和其他袭击，合计损失2479艘，总吨位高达776万吨，差不多是战前保有总量的1/3。
当然，如果算上战时建造补充的数量，损失的比例也许没有那么惊人。
英国共有600多万人应征入伍，其中75万人战死。
20—40岁的男性公民里，阵亡率达到8.8%，更有同等数量的青壮年男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生理或者肢体残疾。
青壮年男性的大量阵亡导致了英国本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其直接的社会后果是推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大批英国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妇女。
为筹措战争经费，英国的所得税率从1914年的每英镑1先令3便士，提高到1918年的每英镑6先令。
不经如此，英国高层还增加间接税、扩大借款。
以至于对丑国负债达到了7.42亿英镑，国际金融地位开始动摇。
1919年英国国债余额超过70亿英镑，1920年达到78.317亿英镑，仅年息当年就要支付3.496亿英镑。
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和战后的工业投资，进一步阻碍了战后经济复苏的步伐，延长了战争创伤的恢复时间。
此外，许多工厂战时改为军工生产，战后又要转回民用工业，资产重置费用很高，更因为青壮年男性的严重损失，缺少热练工、技术工，进而导致用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战后英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也不尽人意。
1919—1922年期间，英国经济正在所谓的“双重震撼”，以至于受此重创之后在两次世界大站之间从来没有恢复过元气。
1919—1920年间，英国工会争取到了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大约13%的周工作时间，以单位产品计算的工资，即效率工资增长了13%。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的结束，政府对诸多物资控制的结束，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像潮水一样涌人市场。
这直接引起了战后的经济大萧条，在1920—1922年间，正饱受失业痛苦的英国人民却经历前所未有的物价大规模暴跌时期，使实际工资在1922年底经济萧条结束时，要高于此前的通胀繁荣时期。
由于货币工资没有批发和零售价格的跌幅大，而工会造成的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和政府造成的经济萧条压低了企业的预期利润，以至于充分就业成为根本不可能的妄想。
造成战后经济萧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种子在战争最后2年便已经埋下。
一站之后英国曾有过一段因通胀而引起的经济繁荣时期，在战争的最后2年中，英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但是商品管制政策却让收入增加的民众买不到所需要的消费品。
战后取消了管制，民众开始疯狂地采购。
其后果不言而喻，从1919年4月到1920年4月，物价上涨了整整50%。
于是，货币工资的涨幅开始落后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于是便产生出凯恩斯后来称之为“利润膨胀”的效应。
一旦这种通胀推动的繁荣出现，物价就会持续不断地上扬，直至整个金融体系崩溃为止。
而当物价以每月4%的速度增长时，又有谁不想以4%的年利率向银行借钱，不断在商品、股票、不动产上赌博呢？
英国本身在1919年3月放弃了金本位，因为上层担心战后复员的大批劳动力因为没有工作将被迫领取救济金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而内阁更将1919年4月克莱德兵工厂的总罢工视为革命暴动即将来临的信号，所以金融和郑治的逻辑合二为一，决定将利率降至令人惊讶的低水平。
即使在通胀繁荣带来的弊病早已险象环生时，仍不肯放弃上述政策。
然而，很少有议员意识到，在那种金融条件下降低利率等同于靠胰岛素来治疗低血糖……
察觉到大事不好的英国金融家在1919—1920年的冬季与内阁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终于使英格兰银行在财政部的约翰·贝莱德贝利爵士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把政客们在战时所篡夺的金融决策权夺了回来。
为了挽救危局，英格兰银行开始采取“高价货币政策”。
1920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将最新的银行利率提高到了7%，而如此高的利率维持了一整年。作为配合，政府同时颁布了几项新的税收项目。
主张“高价货币政策”的财经官员认为，如果要让英镑能够以战前同美元的汇率水平重返金本位体制，首先必须迅速消除通胀，甚至扭转英镑价值的走向。
贯彻执行这个目标要求政府预算的平衡，充分利用利率政策来控制信贷的增长，以及对纸币供应商制定法定的限制。
如果他们在通胀无法控制前，就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胀繁荣，英国经济后来也许不至于出现这种严重衰退。
但现在，英国面临的是两个选择，两个选择都很糟糕……
财政和货币双紧缩政策的结合，很快就平息了通胀繁荣，然而经济崩溃也紧隨而至。
首先是消费者的支出下降，投资者的投资额也随之下降。
1920年7月以后，持续高涨的物价终于开始出现下跌的征兆，之后的8月和9月继续一跌再跌。
人们都认为跌势将持续下去，于是之前依靠银行借贷来圈钱的人决定抽手。
崩溃的第一个征兆反映在伦敦金融交易所内，股票交易人开始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抛售股票。
而察觉到麻烦到来的银行开始要求提前收回贷款。
由于股市和期货市场的全面下跌，导致了投资人即便是在忍受投资大幅缩水的前提下依然无法套现，结果不动产所有人被迫出售房屋，各类企业主试图以出售企业来保住信用度，甚至是免于被起诉。
由于物价持续下跌购买力大幅下降，各生产商停止招收工人并试图降低工人们的薪水，而工人们则抵制企业主降低工资的做法。
两相对抗的结果便是当利润率下降时，实际工资反而上升，欲使企业和个人破产此起彼伏。
从1920年10月份，英格兰的物价开始大幅下跌;11月间，失业率大幅上升。
此后的12个月里，英国本土的总产值下降了15%，失业率则上升了22%。
英国经济最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物价和工资的弹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商品批发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而同期货币工资则下降了1/3。
经济不景气使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
在外汇市场，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这种等效于货币升值的状况使英国工业品价格普遍偏高，在国际贸易中缺乏竞争力，而现在匆匆放弃金本位后又跌得过深。
在1919年秋季，英国物价增长速度曾高于丑国，现在英镑的价值相对美元必然将下降。
同时，由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通胀率高于英国，所以英镑的价值对这3种货币将要上扬。
从1919年3月开始，英镑和美元的汇率脱钩，到1920年2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7下降到1:3.4。
在技术隔命推动下，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英国，而英国本土此起彼伏的工会运动却使英国工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大为上升，物价持续上涨，结果英镑价值的下跌并没能改善英国的出口。
此后市场预期英格兰银行将会提高利率，英镑开始出现超跌反弹。
很多炒家都在汇率的剧烈波动中出现了巨额亏损，其中就包括深谙财经政策和投资之道的凯恩斯，他对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的时间点同样也出现了判断失误。
直到1922—1923年，英镑对美元的汇率重新回到1：4以上时，英国经济的通货紧缩状态才有所缓解，在物价很低、失业率很高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均衡。
1923年年初，当之前的风云变幻逐渐趋于平静时，英国的失业大军已经高达130万，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11.4%。
可以这样概括地形容当时英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到了2000英尺，然后突然松开。
7月，银行利率从3%回升为4%。
表面上看，利率的再次上升直接原因是6月份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4.70降到了1：4.56，但是潜台词不言而喻，英国不惜以再次损害出口为代价，企图重新恢复金本位。
因为英美两国的商品批发价格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汇率也已逼近1：4.866的战前官方平价，似乎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已近在眼前。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几年间利率抽风般地跌宕起伏后，虽然英国贸易额仍占世界第一位，从1921年开始每年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贸易总额和工业品出口额的世界比重持续下降。
虽只是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才勉强保持平衡。
不少争取低价货币失败的英国政客转而寻求贸易保护和帝国特惠制，事实上为了筹措战争经费，
1915年英国就开始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
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发表的竞选纲领中也包括了贸易保护政策和帝国特惠原则。
1921年制定的《工业保护法》，将1915年的33.3%进口商品从价税的征税对象，拓展到非大英帝国以外国家输入的主要工业品。
1923年5月，引入保护性关税来降低失业率。
1925年春，英格兰银行有黄金储备1.53亿美元，1924年秋、冬两季拨出9200万美元，1925年又拨出1.66亿美元，用于偿还当年6月15日和12月15日到期的战争债务。
但物价水平仍然没有走上正轨，在金本位体制下，如果丑国的物价和工资不上升，英国的就必须下降。
1925年10月，英格兰银行把再贴现率降低到4.5%，次月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在伦敦市场上放松对外国贷款的非官方限制，但到12月外汇就显得疲软，银行的再贴现率又提高到5%。
这个行动引起了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强烈抗议，理由毫无疑问仍然是此举会加剧失业。
此后，再贴现率在3年内只变动过一次，即到1927年4月再度降低到4.5%。
1926年全国大罢工终于爆发，起因是5月3日一些矿主借口经济恶化关闭矿井解雇员工，这次裁员风波最后总计开除了约100万名矿工。
在这场动荡中，英国设法维持着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他异常强硬地表态除非工会放弃罢工，否则坚决拒绝进行任何性质的谈判。
最后，工会做出了妥协。
虽然高层没有因此垮台，但罢工仍然对全国的经济构成了沉重的破坏。
当然，从历史角度来看，1926年英国的全国总罢工最后也成了一战后英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的最后一次大风波，在这之后除了1929—1931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外，并未再生大的波折。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站开始，历时四年1918年战争才平息。
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但是很尴尬的是举国却并没有过于兴奋的状态，战争期间，英国阵亡官兵94万人，损失商船近70％，军费开支达100亿英镑，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消耗在战场上。
农业也迅速下滑，1923年后。
英国的债务由1914年的6．5亿英镑激增至1920年的78．28亿英镑，英国变成丑国的债务国。
英国方方面面都出现严重衰退。
最关键的是，维持英国荣耀的贵族大老爷们没钱了，除了一个名头，什么都没剩下。
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彻底丢失，还谈什么其它？
1917年，英国的反德情绪高涨，因为英国自1714年以来，历代王室的始祖是乔治五世，乔治五世是德国人，英国国会为避免英国王位再次落入天主教徒手上，根据王位继承法邀请他——新教后代来英国继承王位。
身为德国姓的乔治五世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德国的姓，并接受建议，改姓温莎以此来安抚民众的情绪，此时也称温莎王朝。
整个19世纪纵观来看就是贵族群体的消亡史，以及资本家们踏着血的崛起之路。
而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最直接的重创就是“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站开始时，当时大部分的贵族仍然将这场人类浩劫当做是“绅士的游戏”。
1914年7月28日战争伊始，许多贵族纷纷投身战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贵族们在这一情绪的影响下纷纷鼓励自己领地下的仆人，雇工参与到战争中去。
然而残酷的战争不仅没有立即结束反倒延续了足足四年，1914年还没有结束，就有200名拥有头衔的贵族丧命在这场战争中。
他们在战争中大多担任军官的职务，负责带领手下的士兵冲锋陷阵，而且，英雄主义的勇武传统又让他们冲在最前面。
贵族军官的前线伤亡率为14%，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仅为6%。
贵族们的伤亡远大于一般士兵，他们像骑士一样奔赴战场，却像野兽一样被屠杀，像苍蝇一样被埋在瓦砾残垣中。
在战争面前，死亡似乎都只是战斗之后一串冰冷的伤亡数字而已。
时代的背景由此拉开，在此阶段下，经济萧条，国内有生力量薄弱，皇室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这也拉开了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序章。
这个时期的伦敦城分为内城区和外城区，内城区一共分位12个城区，外城区则分为20个区，算上伦敦城一共三十三个区，合称为大伦敦。
形成这种景致的原因是因为两次工业隔命带来的进步使得人口爆炸式的增长。
外城区属于郊区，整体建筑风格上保持一致，但是无论是人口密度和繁荣程度都要逊色不少。
内城区和伦敦城无论是建筑还是生活习惯在当时都与伦敦城区别不大。
伦敦城在还没有经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曾是世界的中心，金融的心脏，这就是20世纪初最先进的城市。
英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
因为四季阴雨多雾，阳光于英国人而言十分宝贵，因此晒太阳是大多数英国人民的传统养生方式日常需求～
和华夏的雾都一样，因为城市所在地均有大面积的水源在城市附近所以会产生天然雾气，但工业隔命之后伦敦的雾气升级成为致命的混合雾气此时的“雾都”二字已经变质。
逆温层笼罩伦敦，连续数日寂静无风。
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
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
此次伦敦烟雾事件中共造成超过12000人死于呼吸道疾病，可以说非常可怕了。
在1900的英国早上叫人起床可是一门生意，收入稳定的人会每周花5-10便士雇用一位人形闹钟在早上用棍子敲打大门或者卧室的窗户。
就是用棍子，你可能会说闹钟为什么不用呢？
工业隔命都那么久了手表、怀表明明随处可见，实际上闹钟的普及是在1920年之后而这一神奇的闹钟行业也随着闹钟的普及消失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专业的敲钟人找到了新的谋生道路——去火车站招呼工人换班。
直到1940年之后“职业敲钟人”才彻底消失。
1918年英国平均周薪(52小时)是1镑10先令6便士。
那个年代，普通家庭60%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
一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畿尼发行于1663年至1813年，到1970年代才停止流通。
1畿尼等于21先令。
一个敲钟人一周的收入能够达到平均水平，也可以说混的很不错了。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敲门人消失不见，有的只有街头吃不上饭的流浪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站后。
英国是个岛国，岛国注定难以自给自足，甚至二站期间，英国也是通过配给制来度过物资缺乏的难关。
数年之后，英法因德国拒绝与波兰停战而对德国宣战，但畏惧于一次全面战争的英法两国并没有先一步进攻德国，而是在边境上采取了作壁上观的“静坐战争”。
哪怕是在德国战胜了波兰之后，双方都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
可饶是如此，英国也承受了严重的战争压力——德国海军的潜艇部队和水面舰队在大西洋上频繁展开破交作战，英国的海上运输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是何等巨大呢？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每年都要进口超过2000万吨粮食，而德国的海上破交则对英国的粮食供应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在对德宣战仅仅四个月后，英国在尚未与德国爆发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就已经因为大批运载有粮食的运输船被德国人击沉而出现了严重的供应不足和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费用因此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迫于压力，英国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度。
事实上，在食物开始实施配给制度前，英国已经对汽油进行了定量供应，这对于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但食物方面的配给制度就是另一回事了。
英国人必须凭借配给簿去商店购买黄油、糖和熏肉或生火腿，英国人几乎是立刻感受到了食物配给上的短缺。
当时每个成年人每周可以得到4盎司黄油、12盎司糖和4盎司熏肉或生火腿。
这种食物上的匮乏和限制，对于出生于一站后的英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那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站的英国人则并不陌生。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安心了，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站时期，英国的粮食供应只能用糟糕来形容。
而在粮食配给制度实施前，英国粮食部和经济部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将吸收上次大战中的教训和错误，确保他们能够公平的分配食物。
但在战争时期英国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面包、土豆和鱼肉在战时可以无限量地供应，可是因为有大量进口的肉制品、奶制品、水果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所以英国民众的餐桌上将将缺少奶制品和肉类，维他命和矿物质也将变得匮乏。
共有超过72.8万吨相关货物被击沉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在奶酪、糖、果酱、肉类上的供给将被削减得低于可被容忍的地步，这显然不能保证英国民众的身体健康。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英国营养学家们的努力和贡献，在经过讨论和测试后，他们确认精打细算的本土饮食能够保证民众完成高强度的体能劳动，在热量上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而有关于如何保证营养上的需求，则需要一些额外的手段。
比如说在用于制作面包的全麦面粉中加入钙和维生素会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这种口感干硬的灰色面包被认为可以保证民众的营养需求。
为孩童和孕期的母亲提供新鲜的橙汁、牛奶和鳕鱼肝油也是是可行的策略。
根据营养学家的计算，这将保证英国民众的生存需要。
但是在配给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冒了出来。
诚然，英国竭尽全力为民众供应食物，并竭力保证营养水平处于可接受的标准线，而不是大范围的营养不良。
全麦面包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英国民众对这种干硬的“爱国面包”并不满意，甚至获得了“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绰号。
这一情况导致了英国民众购买“爱国面包”的热情有限，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各样的策略，甚至是散布一些小道消息来鼓励民众食用这种面包。
另外，不列颠空战期间的损失也造成了许多人的流离失所，这些失去家园的可怜人显然无法自己在家烹饪食物，如何解决他们的饮食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英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开办食堂，这种餐厅是一种类似自助餐形式的餐厅，它能够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生存所必须的饮食，而它的食物售价也很便宜，平均只需要一先令就能够让人获得一份不错的食物，包括烤肉、两份蔬菜、布丁、面包、黄油和咖啡。
当然，食物中的紧俏品不会超过每人每天的配给量，这种物美价廉的餐厅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实施了配给制度和管制策略，食物配给也显得短缺和不易获得，如何让民众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食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时英国的口号是“没有牛肉的炸肉饼、没有糖的蛋糕和没有茶叶的茶”，英国的食品部长乌顿则提倡了“乌顿馅饼”。
这是一种由胡萝卜、芜菁、萝卜、马铃薯和燕麦片制作的食物，它的口感很是一般，民众也不是很喜欢，可在战争环境下已经难能可贵。
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英国的主妇们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待，她们可以获得额外的糖和购买来自西班牙的塞维尔柑橘制作橘子酱，这有助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
虽然这些看上去可行，可是橘子的供给却很成问题，其他一些不受管制的商品也存在问题，一旦这些东西受到价格控制来试图减缓消耗速度，那么这些商品就会在货架上迅速消失。
原因是这些东西都被转移到了黑市上。
战争环境的黑市交易十分猖獗，不法分子希望以此牟取利润，这也算是英国配给制度的一个小败笔。
必须承认一点，配给制度下的英国民众仍旧是不能丰富自己的餐桌。
战前曾拥有丰富食材的英国人，现在只能用少得可怜的食材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着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尽管在市面上鱼肉不在管制行列，可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和德国人的轰炸，英国的捕鱼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鱼肉的价格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昂贵，其中就包括了鲱鱼和鳕鱼。
蔬菜的种类稀少，胡萝卜虽然多的是，可其它种类的蔬菜就少了很多，柠檬和洋葱也总是难以获得。
可以说，如何保证口腹之欲是当前的重点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民众发挥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策略。
英国的农民们尽可能地开垦土地种植，或是利用上那些小块的土地，这些土地被用于种植各种蔬菜，比如说胡萝卜、芜菁、洋葱、萝卜等都在考虑之内，只要这些东西产量足够大和方便种植就可以。
城市中的英国人也一样，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家的花园或是公共区域的土地，将其变成能够提供蔬菜的菜地，以此保证自己的食物供给是足够的，而且还能省下不少的钱。
肉类方面也可以通过养殖来解决，这也是当时英国人的一个共同认识。
在肉类被管制的当下，兔子被认为是良好的食物来源，因为兔子的繁殖周期短，成长周期快，所以很容易成为英国人的肉食补充来源。
英国也在多种刊物上教导民众该如何食用兔肉，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人的餐桌。
饲养鸡和猪也是不错的肉食来源，尤其是母鸡可以下蛋这一点，帮助英国人规避了鸡蛋的配给管制。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德国人轰炸结束后，鸡鸣猪叫就在城市里不绝于耳，虽然不太和谐却也是当年英国人最熟悉的声音了。
如何节省食物也是当年的一个重要考量，用酸奶代替奶油作为糕点原料，用富含淀粉的土豆泥代替面粉熬汤，用蔬菜代替水果装点糕点，香草加黄油代替奶油都是常见的办法。
而水果方面则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毕竟英国的运力还是十分有限的，在1940年到1945年里英国的孩子就没怎么见过水果。
而胡萝卜作为一种蕴含甜味的蔬菜，则因为产量巨大而代替了水果，并且能够有效的补充维生素，这也算是当年的一个笨办法了。
而现在马里斯要做的，就是提前将远东的物资投入到不列颠群岛，让老百姓吃得上饭，自己也能大赚一笔。
不过这段期间，也是造成英国黑暗料理的原因。
后世去过英国的人都知道，冰冷的三明治，齁甜的蛋糕，裹了面糊炸得腻人的鱼，还有黑黢黢的布丁和马麦酱，构成了英国生活的全部。
不仅如此，所有的蔬菜都煮得软如烂泥，掺了海量奶油的土豆泥配一切。
在“吃”上，英国人的确不太讲究。
毕竟糖和面包，是曾经工业化下的没得选的日常
工业化和国际贸易，这是支撑起大英帝国的两个支柱。
随着17世纪英国航海霸权开启，18世纪纺纱机和蒸汽机的诞生，英国建立起了横跨全球的贸易网络，成为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
其中一环，就是从非洲获取黑奴，卖到加勒比种植园生产蔗糖，蔗糖运回英国供英国人消费，再将英国产的工业制品卖到世界各地。
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制糖工业的发达，也让白砂糖成为了社会上流行的标准消费品。
糖的价格，也因此大大降低，消费量显著上升。
17世纪初，英国人人均年消费糖量才不过一磅左右，而到了18世纪末，已经增加到了7公斤。
而随着工业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一般家庭也开始能够消费得起糖来，糖摆脱了奢侈品的地位，登上了平民阶层的餐桌。
比如，配上从锡兰、印度进口的茶，加糖的红茶一时成为了从上至下都流行的食物。
但和英国上层阶级的所谓“下午茶”不同，工人阶级们消费茶的习惯更加简单粗暴一些——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他们会使用廉价的碎茶，加上大量的糖配出十分甜的茶来驱散疲劳，供给必要的卡路里，这也就是所谓的“hightea”。
直到后世，英国有些地方的方言依旧将傍晚的那一餐叫做“tea”。
搭配这种茶的食物，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工人阶层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没有办法再进行耕作，所有的食物都必须从市场上购得。
在经济条件好的时段，他们可以吃得上南欧来的葡萄干、印度来的香料、爱尔兰农场供给的牛肉，还能喝上啤酒。
然而，当经济周期下行，物价上涨、收入降低，工人阶层就比较倒霉了。
18世纪后期，英国国内燃料价格上涨，城市里的工人们没有自己的地，也没法获取燃料来正儿八经做顿饭，连牛奶都喝不上。
这时候，工业生产的糖和糖浆就成为了唯一的救赎——起码甜味还是令人愉悦的。
面包也只能从量产的面包房获取，有了爱尔兰和北美的廉价小麦，喂饱一家好几口人不成问题，但口味的确是要牺牲了。
当买不起牛奶的时候，往粥上面淋一点儿糖浆可能会可口一点儿。
往面包上涂的那一层糖浆，也是好的黄油替代品……
一壶甜茶，加一片面包和糖浆，至少让人以为这还是一顿热饭。
茶能够抑制食欲，糖和糖浆取代了新鲜的肉、牛奶、黄油、奶酪与蔬菜。
就像后世的华夏，忙碌的人们无心考虑吃什么，重油重盐重口的外卖成为了饮食的主力，它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味觉。
单调而“凑合”的饮食，成为了工人阶层的日常。
实际上，英国人确实不太擅长自己在家做饭，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可能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
而现在流行的“英国菜”，大多也不是什么“传统美食”，不少也要拜现代贸易所赐，解决的是填饱肚子的燃眉之急。
比如外面有一层酥皮、里面是肉馅的派（没错，在英国，“派”是咸的），本来是一种在街边售卖、便于手持携带的食物；
所谓“国菜”的炸鱼薯条，也是酒吧或者小食摊用报纸包好卖给人下酒的。
裹面粉炸的新鲜鳕鱼，要等19世纪冷链运输技术发明之后才流行开来。
所服务的对象，也都是一天疲惫之后需要打打牙祭的工人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填饱肚子是首要任务，而对口味的追求降为其次。
可是法国、意大利等等欧洲国家，不是也经历过工业化吗？为什么美食就这么丰富呢？
实际上，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化，远不及英国这么迅猛和彻底。
一直到19世纪，还有相当程度的小农经济得以保留。
而在商业社会到来之时，国家和社会得以让小农经济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参与商品交换，而不是向英国一样全都放弃自己的土地当纺织工人（反正英国凄风苦雨也没啥好种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产地保护”，也就是国家用相应的制度给予在地的农产品一个认证，让农民们可以保留自己引以为豪的传统，且卖出去之后有利所图。
比如法国的AOC。
其实法国的各种产物，例如奶酪、鹅肝酱等等，都有这样的产地保护，这样一个村里“祖传的口味”就能得以认证且保留。
意大利著名的帕米森奶酪，其得名就是产地叫Parmesan。
虽然英国也有类似于萨默赛特的苹果酒这样的产地认证，但是远远没有意大利和法国这样深入人心，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和资本投入也要少得多，来自平民阶层的“美食”也就无从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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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斯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远东地区集结物资，通过马六甲、苏伊士运河等海上要塞运到遥远的大西洋沿岸，给日落帝国的大老爷们送去吃吃喝喝，否则他们就要活不起了。
这玩意说好听了叫海洋贸易，说不好听的就是倒买倒卖。
按理说这生意很多人都在做，马里斯不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才是。
这就要说到马里斯的家族背景了，他有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垄断贸易，那还不是大白天捡钱一样轻松？
当然，朱传仁也是从马里斯口中知道了英国现在有多惨。
第一次世界大站使不列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仅商船，就因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和其他袭击，合计损失2479艘，总吨位高达776万吨，差不多是战前保有总量的1/3。
当然，如果算上战时建造补充的数量，损失的比例也许没有那么惊人。
英国共有600多万人应征入伍，其中75万人战死。
20—40岁的男性公民里，阵亡率达到8.8%，更有同等数量的青壮年男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生理或者肢体残疾。
青壮年男性的大量阵亡导致了英国本土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其直接的社会后果是推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大批英国女性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妇女。
为筹措战争经费，英国的所得税率从1914年的每英镑1先令3便士，提高到1918年的每英镑6先令。
不经如此，英国高层还增加间接税、扩大借款。
以至于对丑国负债达到了7.42亿英镑，国际金融地位开始动摇。
1919年英国国债余额超过70亿英镑，1920年达到78.317亿英镑，仅年息当年就要支付3.496亿英镑。
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和战后的工业投资，进一步阻碍了战后经济复苏的步伐，延长了战争创伤的恢复时间。
此外，许多工厂战时改为军工生产，战后又要转回民用工业，资产重置费用很高，更因为青壮年男性的严重损失，缺少热练工、技术工，进而导致用工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此外，战后英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也不尽人意。
1919—1922年期间，英国经济正在所谓的“双重震撼”，以至于受此重创之后在两次世界大站之间从来没有恢复过元气。
1919—1920年间，英国工会争取到了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大约13%的周工作时间，以单位产品计算的工资，即效率工资增长了13%。
由于战时金融管制的结束，政府对诸多物资控制的结束，大量战时剩余物资像潮水一样涌人市场。
这直接引起了战后的经济大萧条，在1920—1922年间，正饱受失业痛苦的英国人民却经历前所未有的物价大规模暴跌时期，使实际工资在1922年底经济萧条结束时，要高于此前的通胀繁荣时期。
由于货币工资没有批发和零售价格的跌幅大，而工会造成的单位生产成本上升和政府造成的经济萧条压低了企业的预期利润，以至于充分就业成为根本不可能的妄想。
造成战后经济萧条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种子在战争最后2年便已经埋下。
一站之后英国曾有过一段因通胀而引起的经济繁荣时期，在战争的最后2年中，英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快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但是商品管制政策却让收入增加的民众买不到所需要的消费品。
战后取消了管制，民众开始疯狂地采购。
其后果不言而喻，从1919年4月到1920年4月，物价上涨了整整50%。
于是，货币工资的涨幅开始落后于物价的增长速度，于是便产生出凯恩斯后来称之为“利润膨胀”的效应。
一旦这种通胀推动的繁荣出现，物价就会持续不断地上扬，直至整个金融体系崩溃为止。
而当物价以每月4%的速度增长时，又有谁不想以4%的年利率向银行借钱，不断在商品、股票、不动产上赌博呢？
英国本身在1919年3月放弃了金本位，因为上层担心战后复员的大批劳动力因为没有工作将被迫领取救济金从而引发社会动乱。
而内阁更将1919年4月克莱德兵工厂的总罢工视为革命暴动即将来临的信号，所以金融和郑治的逻辑合二为一，决定将利率降至令人惊讶的低水平。
即使在通胀繁荣带来的弊病早已险象环生时，仍不肯放弃上述政策。
然而，很少有议员意识到，在那种金融条件下降低利率等同于靠胰岛素来治疗低血糖……
察觉到大事不好的英国金融家在1919—1920年的冬季与内阁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终于使英格兰银行在财政部的约翰·贝莱德贝利爵士的帮助和鼓励之下，把政客们在战时所篡夺的金融决策权夺了回来。
为了挽救危局，英格兰银行开始采取“高价货币政策”。
1920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将最新的银行利率提高到了7%，而如此高的利率维持了一整年。作为配合，政府同时颁布了几项新的税收项目。
主张“高价货币政策”的财经官员认为，如果要让英镑能够以战前同美元的汇率水平重返金本位体制，首先必须迅速消除通胀，甚至扭转英镑价值的走向。
贯彻执行这个目标要求政府预算的平衡，充分利用利率政策来控制信贷的增长，以及对纸币供应商制定法定的限制。
如果他们在通胀无法控制前，就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胀繁荣，英国经济后来也许不至于出现这种严重衰退。
但现在，英国面临的是两个选择，两个选择都很糟糕……
财政和货币双紧缩政策的结合，很快就平息了通胀繁荣，然而经济崩溃也紧隨而至。
首先是消费者的支出下降，投资者的投资额也随之下降。
1920年7月以后，持续高涨的物价终于开始出现下跌的征兆，之后的8月和9月继续一跌再跌。
人们都认为跌势将持续下去，于是之前依靠银行借贷来圈钱的人决定抽手。
崩溃的第一个征兆反映在伦敦金融交易所内，股票交易人开始大量地源源不断地抛售股票。
而察觉到麻烦到来的银行开始要求提前收回贷款。
由于股市和期货市场的全面下跌，导致了投资人即便是在忍受投资大幅缩水的前提下依然无法套现，结果不动产所有人被迫出售房屋，各类企业主试图以出售企业来保住信用度，甚至是免于被起诉。
由于物价持续下跌购买力大幅下降，各生产商停止招收工人并试图降低工人们的薪水，而工人们则抵制企业主降低工资的做法。
两相对抗的结果便是当利润率下降时，实际工资反而上升，欲使企业和个人破产此起彼伏。
从1920年10月份，英格兰的物价开始大幅下跌;11月间，失业率大幅上升。
此后的12个月里，英国本土的总产值下降了15%，失业率则上升了22%。
英国经济最终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物价和工资的弹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商品批发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而同期货币工资则下降了1/3。
经济不景气使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
在外汇市场，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这种等效于货币升值的状况使英国工业品价格普遍偏高，在国际贸易中缺乏竞争力，而现在匆匆放弃金本位后又跌得过深。
在1919年秋季，英国物价增长速度曾高于丑国，现在英镑的价值相对美元必然将下降。
同时，由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通胀率高于英国，所以英镑的价值对这3种货币将要上扬。
从1919年3月开始，英镑和美元的汇率脱钩，到1920年2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7下降到1:3.4。
在技术隔命推动下，丑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英国，而英国本土此起彼伏的工会运动却使英国工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大为上升，物价持续上涨，结果英镑价值的下跌并没能改善英国的出口。
此后市场预期英格兰银行将会提高利率，英镑开始出现超跌反弹。
很多炒家都在汇率的剧烈波动中出现了巨额亏损，其中就包括深谙财经政策和投资之道的凯恩斯，他对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的时间点同样也出现了判断失误。
直到1922—1923年，英镑对美元的汇率重新回到1：4以上时，英国经济的通货紧缩状态才有所缓解，在物价很低、失业率很高的基础上重新恢复均衡。
1923年年初，当之前的风云变幻逐渐趋于平静时，英国的失业大军已经高达130万，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11.4%。
可以这样概括地形容当时英国本土的经济状况——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提到了2000英尺，然后突然松开。
7月，银行利率从3%回升为4%。
表面上看，利率的再次上升直接原因是6月份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从1：4.70降到了1：4.56，但是潜台词不言而喻，英国不惜以再次损害出口为代价，企图重新恢复金本位。
因为英美两国的商品批发价格差距已经大大缩小，汇率也已逼近1：4.866的战前官方平价，似乎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已近在眼前。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在几年间利率抽风般地跌宕起伏后，虽然英国贸易额仍占世界第一位，从1921年开始每年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贸易总额和工业品出口额的世界比重持续下降。
虽只是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才勉强保持平衡。
不少争取低价货币失败的英国政客转而寻求贸易保护和帝国特惠制，事实上为了筹措战争经费，
1915年英国就开始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
1918年12月，劳合·乔治发表的竞选纲领中也包括了贸易保护政策和帝国特惠原则。
1921年制定的《工业保护法》，将1915年的33.3%进口商品从价税的征税对象，拓展到非大英帝国以外国家输入的主要工业品。
1923年5月，引入保护性关税来降低失业率。
1925年春，英格兰银行有黄金储备1.53亿美元，1924年秋、冬两季拨出9200万美元，1925年又拨出1.66亿美元，用于偿还当年6月15日和12月15日到期的战争债务。
但物价水平仍然没有走上正轨，在金本位体制下，如果丑国的物价和工资不上升，英国的就必须下降。
1925年10月，英格兰银行把再贴现率降低到4.5%，次月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在伦敦市场上放松对外国贷款的非官方限制，但到12月外汇就显得疲软，银行的再贴现率又提高到5%。
这个行动引起了财政大臣丘吉尔的强烈抗议，理由毫无疑问仍然是此举会加剧失业。
此后，再贴现率在3年内只变动过一次，即到1927年4月再度降低到4.5%。
1926年全国大罢工终于爆发，起因是5月3日一些矿主借口经济恶化关闭矿井解雇员工，这次裁员风波最后总计开除了约100万名矿工。
在这场动荡中，英国设法维持着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他异常强硬地表态除非工会放弃罢工，否则坚决拒绝进行任何性质的谈判。
最后，工会做出了妥协。
虽然高层没有因此垮台，但罢工仍然对全国的经济构成了沉重的破坏。
当然，从历史角度来看，1926年英国的全国总罢工最后也成了一战后英国经济恢复过程中的最后一次大风波，在这之后除了1929—1931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外，并未再生大的波折。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站开始，历时四年1918年战争才平息。
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但是很尴尬的是举国却并没有过于兴奋的状态，战争期间，英国阵亡官兵94万人，损失商船近70％，军费开支达100亿英镑，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消耗在战场上。
农业也迅速下滑，1923年后。
英国的债务由1914年的6．5亿英镑激增至1920年的78．28亿英镑，英国变成丑国的债务国。
英国方方面面都出现严重衰退。
最关键的是，维持英国荣耀的贵族大老爷们没钱了，除了一个名头，什么都没剩下。
英国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彻底丢失，还谈什么其它？
1917年，英国的反德情绪高涨，因为英国自1714年以来，历代王室的始祖是乔治五世，乔治五世是德国人，英国国会为避免英国王位再次落入天主教徒手上，根据王位继承法邀请他——新教后代来英国继承王位。
身为德国姓的乔治五世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德国的姓，并接受建议，改姓温莎以此来安抚民众的情绪，此时也称温莎王朝。
整个19世纪纵观来看就是贵族群体的消亡史，以及资本家们踏着血的崛起之路。
而对于贵族阶层来说最直接的重创就是“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站开始时，当时大部分的贵族仍然将这场人类浩劫当做是“绅士的游戏”。
1914年7月28日战争伊始，许多贵族纷纷投身战场，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一定会在圣诞节前结束，贵族们在这一情绪的影响下纷纷鼓励自己领地下的仆人，雇工参与到战争中去。
然而残酷的战争不仅没有立即结束反倒延续了足足四年，1914年还没有结束，就有200名拥有头衔的贵族丧命在这场战争中。
他们在战争中大多担任军官的职务，负责带领手下的士兵冲锋陷阵，而且，英雄主义的勇武传统又让他们冲在最前面。
贵族军官的前线伤亡率为14%，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仅为6%。
贵族们的伤亡远大于一般士兵，他们像骑士一样奔赴战场，却像野兽一样被屠杀，像苍蝇一样被埋在瓦砾残垣中。
在战争面前，死亡似乎都只是战斗之后一串冰冷的伤亡数字而已。
时代的背景由此拉开，在此阶段下，经济萧条，国内有生力量薄弱，皇室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这也拉开了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序章。
这个时期的伦敦城分为内城区和外城区，内城区一共分位12个城区，外城区则分为20个区，算上伦敦城一共三十三个区，合称为大伦敦。
形成这种景致的原因是因为两次工业隔命带来的进步使得人口爆炸式的增长。
外城区属于郊区，整体建筑风格上保持一致，但是无论是人口密度和繁荣程度都要逊色不少。
内城区和伦敦城无论是建筑还是生活习惯在当时都与伦敦城区别不大。
伦敦城在还没有经历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曾是世界的中心，金融的心脏，这就是20世纪初最先进的城市。
英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
因为四季阴雨多雾，阳光于英国人而言十分宝贵，因此晒太阳是大多数英国人民的传统养生方式日常需求～
和华夏的雾都一样，因为城市所在地均有大面积的水源在城市附近所以会产生天然雾气，但工业隔命之后伦敦的雾气升级成为致命的混合雾气此时的“雾都”二字已经变质。
逆温层笼罩伦敦，连续数日寂静无风。
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
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
此次伦敦烟雾事件中共造成超过12000人死于呼吸道疾病，可以说非常可怕了。
在1900的英国早上叫人起床可是一门生意，收入稳定的人会每周花5-10便士雇用一位人形闹钟在早上用棍子敲打大门或者卧室的窗户。
就是用棍子，你可能会说闹钟为什么不用呢？
工业隔命都那么久了手表、怀表明明随处可见，实际上闹钟的普及是在1920年之后而这一神奇的闹钟行业也随着闹钟的普及消失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失，一些专业的敲钟人找到了新的谋生道路——去火车站招呼工人换班。
直到1940年之后“职业敲钟人”才彻底消失。
1918年英国平均周薪(52小时)是1镑10先令6便士。
那个年代，普通家庭60%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
一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畿尼发行于1663年至1813年，到1970年代才停止流通。
1畿尼等于21先令。
一个敲钟人一周的收入能够达到平均水平，也可以说混的很不错了。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敲门人消失不见，有的只有街头吃不上饭的流浪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站后。
英国是个岛国，岛国注定难以自给自足，甚至二站期间，英国也是通过配给制来度过物资缺乏的难关。
数年之后，英法因德国拒绝与波兰停战而对德国宣战，但畏惧于一次全面战争的英法两国并没有先一步进攻德国，而是在边境上采取了作壁上观的“静坐战争”。
哪怕是在德国战胜了波兰之后，双方都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
可饶是如此，英国也承受了严重的战争压力——德国海军的潜艇部队和水面舰队在大西洋上频繁展开破交作战，英国的海上运输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是何等巨大呢？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每年都要进口超过2000万吨粮食，而德国的海上破交则对英国的粮食供应造成了极大地威胁。
在对德宣战仅仅四个月后，英国在尚未与德国爆发大规模交战的情况下，就已经因为大批运载有粮食的运输船被德国人击沉而出现了严重的供应不足和通货膨胀，人民的生活费用因此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迫于压力，英国开始实施食物配给制度。
事实上，在食物开始实施配给制度前，英国已经对汽油进行了定量供应，这对于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并没有什么影响，但食物方面的配给制度就是另一回事了。
英国人必须凭借配给簿去商店购买黄油、糖和熏肉或生火腿，英国人几乎是立刻感受到了食物配给上的短缺。
当时每个成年人每周可以得到4盎司黄油、12盎司糖和4盎司熏肉或生火腿。
这种食物上的匮乏和限制，对于出生于一站后的英国人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那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站的英国人则并不陌生。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安心了，毕竟在第一次世界大站时期，英国的粮食供应只能用糟糕来形容。
而在粮食配给制度实施前，英国粮食部和经济部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将吸收上次大战中的教训和错误，确保他们能够公平的分配食物。
但在战争时期英国政府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面包、土豆和鱼肉在战时可以无限量地供应，可是因为有大量进口的肉制品、奶制品、水果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所以英国民众的餐桌上将将缺少奶制品和肉类，维他命和矿物质也将变得匮乏。
共有超过72.8万吨相关货物被击沉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在奶酪、糖、果酱、肉类上的供给将被削减得低于可被容忍的地步，这显然不能保证英国民众的身体健康。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英国营养学家们的努力和贡献，在经过讨论和测试后，他们确认精打细算的本土饮食能够保证民众完成高强度的体能劳动，在热量上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而有关于如何保证营养上的需求，则需要一些额外的手段。
比如说在用于制作面包的全麦面粉中加入钙和维生素会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这种口感干硬的灰色面包被认为可以保证民众的营养需求。
为孩童和孕期的母亲提供新鲜的橙汁、牛奶和鳕鱼肝油也是是可行的策略。
根据营养学家的计算，这将保证英国民众的生存需要。
但是在配给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还是冒了出来。
诚然，英国竭尽全力为民众供应食物，并竭力保证营养水平处于可接受的标准线，而不是大范围的营养不良。
全麦面包固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是英国民众对这种干硬的“爱国面包”并不满意，甚至获得了“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绰号。
这一情况导致了英国民众购买“爱国面包”的热情有限，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各种各样的策略，甚至是散布一些小道消息来鼓励民众食用这种面包。
另外，不列颠空战期间的损失也造成了许多人的流离失所，这些失去家园的可怜人显然无法自己在家烹饪食物，如何解决他们的饮食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英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开办食堂，这种餐厅是一种类似自助餐形式的餐厅，它能够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生存所必须的饮食，而它的食物售价也很便宜，平均只需要一先令就能够让人获得一份不错的食物，包括烤肉、两份蔬菜、布丁、面包、黄油和咖啡。
当然，食物中的紧俏品不会超过每人每天的配给量，这种物美价廉的餐厅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实施了配给制度和管制策略，食物配给也显得短缺和不易获得，如何让民众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食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那时英国的口号是“没有牛肉的炸肉饼、没有糖的蛋糕和没有茶叶的茶”，英国的食品部长乌顿则提倡了“乌顿馅饼”。
这是一种由胡萝卜、芜菁、萝卜、马铃薯和燕麦片制作的食物，它的口感很是一般，民众也不是很喜欢，可在战争环境下已经难能可贵。
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英国的主妇们还有一些额外的优待，她们可以获得额外的糖和购买来自西班牙的塞维尔柑橘制作橘子酱，这有助于英国人的营养摄取。
虽然这些看上去可行，可是橘子的供给却很成问题，其他一些不受管制的商品也存在问题，一旦这些东西受到价格控制来试图减缓消耗速度，那么这些商品就会在货架上迅速消失。
原因是这些东西都被转移到了黑市上。
战争环境的黑市交易十分猖獗，不法分子希望以此牟取利润，这也算是英国配给制度的一个小败笔。
必须承认一点，配给制度下的英国民众仍旧是不能丰富自己的餐桌。
战前曾拥有丰富食材的英国人，现在只能用少得可怜的食材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着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尽管在市面上鱼肉不在管制行列，可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和德国人的轰炸，英国的捕鱼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鱼肉的价格在市场上变得越来越昂贵，其中就包括了鲱鱼和鳕鱼。
蔬菜的种类稀少，胡萝卜虽然多的是，可其它种类的蔬菜就少了很多，柠檬和洋葱也总是难以获得。
可以说，如何保证口腹之欲是当前的重点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民众发挥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策略。
英国的农民们尽可能地开垦土地种植，或是利用上那些小块的土地，这些土地被用于种植各种蔬菜，比如说胡萝卜、芜菁、洋葱、萝卜等都在考虑之内，只要这些东西产量足够大和方便种植就可以。
城市中的英国人也一样，他们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家的花园或是公共区域的土地，将其变成能够提供蔬菜的菜地，以此保证自己的食物供给是足够的，而且还能省下不少的钱。
肉类方面也可以通过养殖来解决，这也是当时英国人的一个共同认识。
在肉类被管制的当下，兔子被认为是良好的食物来源，因为兔子的繁殖周期短，成长周期快，所以很容易成为英国人的肉食补充来源。
英国也在多种刊物上教导民众该如何食用兔肉，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人的餐桌。
饲养鸡和猪也是不错的肉食来源，尤其是母鸡可以下蛋这一点，帮助英国人规避了鸡蛋的配给管制。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德国人轰炸结束后，鸡鸣猪叫就在城市里不绝于耳，虽然不太和谐却也是当年英国人最熟悉的声音了。
如何节省食物也是当年的一个重要考量，用酸奶代替奶油作为糕点原料，用富含淀粉的土豆泥代替面粉熬汤，用蔬菜代替水果装点糕点，香草加黄油代替奶油都是常见的办法。
而水果方面则是一个不太好解决的问题，毕竟英国的运力还是十分有限的，在1940年到1945年里英国的孩子就没怎么见过水果。
而胡萝卜作为一种蕴含甜味的蔬菜，则因为产量巨大而代替了水果，并且能够有效的补充维生素，这也算是当年的一个笨办法了。
而现在马里斯要做的，就是提前将远东的物资投入到不列颠群岛，让老百姓吃得上饭，自己也能大赚一笔。
不过这段期间，也是造成英国黑暗料理的原因。
后世去过英国的人都知道，冰冷的三明治，齁甜的蛋糕，裹了面糊炸得腻人的鱼，还有黑黢黢的布丁和马麦酱，构成了英国生活的全部。
不仅如此，所有的蔬菜都煮得软如烂泥，掺了海量奶油的土豆泥配一切。
在“吃”上，英国人的确不太讲究。
毕竟糖和面包，是曾经工业化下的没得选的日常
工业化和国际贸易，这是支撑起大英帝国的两个支柱。
随着17世纪英国航海霸权开启，18世纪纺纱机和蒸汽机的诞生，英国建立起了横跨全球的贸易网络，成为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
其中一环，就是从非洲获取黑奴，卖到加勒比种植园生产蔗糖，蔗糖运回英国供英国人消费，再将英国产的工业制品卖到世界各地。
工业的发展带来的制糖工业的发达，也让白砂糖成为了社会上流行的标准消费品。
糖的价格，也因此大大降低，消费量显著上升。
17世纪初，英国人人均年消费糖量才不过一磅左右，而到了18世纪末，已经增加到了7公斤。
而随着工业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一般家庭也开始能够消费得起糖来，糖摆脱了奢侈品的地位，登上了平民阶层的餐桌。
比如，配上从锡兰、印度进口的茶，加糖的红茶一时成为了从上至下都流行的食物。
但和英国上层阶级的所谓“下午茶”不同，工人阶级们消费茶的习惯更加简单粗暴一些——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他们会使用廉价的碎茶，加上大量的糖配出十分甜的茶来驱散疲劳，供给必要的卡路里，这也就是所谓的“hightea”。
直到后世，英国有些地方的方言依旧将傍晚的那一餐叫做“tea”。
搭配这种茶的食物，就比较简单粗暴了。
工人阶层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没有办法再进行耕作，所有的食物都必须从市场上购得。
在经济条件好的时段，他们可以吃得上南欧来的葡萄干、印度来的香料、爱尔兰农场供给的牛肉，还能喝上啤酒。
然而，当经济周期下行，物价上涨、收入降低，工人阶层就比较倒霉了。
18世纪后期，英国国内燃料价格上涨，城市里的工人们没有自己的地，也没法获取燃料来正儿八经做顿饭，连牛奶都喝不上。
这时候，工业生产的糖和糖浆就成为了唯一的救赎——起码甜味还是令人愉悦的。
面包也只能从量产的面包房获取，有了爱尔兰和北美的廉价小麦，喂饱一家好几口人不成问题，但口味的确是要牺牲了。
当买不起牛奶的时候，往粥上面淋一点儿糖浆可能会可口一点儿。
往面包上涂的那一层糖浆，也是好的黄油替代品……
一壶甜茶，加一片面包和糖浆，至少让人以为这还是一顿热饭。
茶能够抑制食欲，糖和糖浆取代了新鲜的肉、牛奶、黄油、奶酪与蔬菜。
就像后世的华夏，忙碌的人们无心考虑吃什么，重油重盐重口的外卖成为了饮食的主力，它们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味觉。
单调而“凑合”的饮食，成为了工人阶层的日常。
实际上，英国人确实不太擅长自己在家做饭，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可能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
而现在流行的“英国菜”，大多也不是什么“传统美食”，不少也要拜现代贸易所赐，解决的是填饱肚子的燃眉之急。
比如外面有一层酥皮、里面是肉馅的派（没错，在英国，“派”是咸的），本来是一种在街边售卖、便于手持携带的食物；
所谓“国菜”的炸鱼薯条，也是酒吧或者小食摊用报纸包好卖给人下酒的。
裹面粉炸的新鲜鳕鱼，要等19世纪冷链运输技术发明之后才流行开来。
所服务的对象，也都是一天疲惫之后需要打打牙祭的工人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填饱肚子是首要任务，而对口味的追求降为其次。
可是法国、意大利等等欧洲国家，不是也经历过工业化吗？为什么美食就这么丰富呢？
实际上，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化，远不及英国这么迅猛和彻底。
一直到19世纪，还有相当程度的小农经济得以保留。
而在商业社会到来之时，国家和社会得以让小农经济以一个合适的方式参与商品交换，而不是向英国一样全都放弃自己的土地当纺织工人（反正英国凄风苦雨也没啥好种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产地保护”，也就是国家用相应的制度给予在地的农产品一个认证，让农民们可以保留自己引以为豪的传统，且卖出去之后有利所图。
比如法国的AOC。
其实法国的各种产物，例如奶酪、鹅肝酱等等，都有这样的产地保护，这样一个村里“祖传的口味”就能得以认证且保留。
意大利著名的帕米森奶酪，其得名就是产地叫Parmesan。
虽然英国也有类似于萨默赛特的苹果酒这样的产地认证，但是远远没有意大利和法国这样深入人心，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和资本投入也要少得多，来自平民阶层的“美食”也就无从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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